中国当代儿科杂志  2015, Vol. 17 Issue (10): 1032-1038   PDF    
不同治疗方式对早产儿动脉导管未闭的疗效及安全性评价
陈丹, 毛健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新生儿内科, 辽宁 沈阳 110004
摘要目的 探讨早产儿动脉导管未闭(PDA)的临床治疗方式及效果,总结手术治疗PDA 的经验。方法 2013 年1 月至2014 年12 月诊断为PDA 并行手术治疗的早产儿19 例为手术组,同期未行手术治疗的19 例PDA 早产儿为非手术组。分析两组在病史因素、临床因素、病死率及主要并发症等方面的差异,同时从术前准备及手术结果方面分析手术治疗的特点及临床效果。结果 非手术组早产儿胎龄及出生体重均大于手术组(P<0.01),且生后1 min 及5 min Apgar 评分均高于手术组(P<0.05);手术组患儿PDA 直径、超声确诊时间及辅助通气时间均大于非手术组,且药物治疗、左心房/主动脉根部(LA/AO)比值>1.3 及导管直径的平方/出生体重(d2/BW)比值>9 mm2/kg 的发生率均高于非手术组(P<0.05);手术组早产儿BPD 发生率高于非手术组(P<0.01);而死亡、脑白质损伤、颅内出血和NEC 发生率在两组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对有临床症状且内科保守治疗或药物治疗无好转的早产儿PDA,外科结扎术是相对安全有效的方法。
关键词动脉导管未闭     治疗     早产儿    
Evaluation of therapeutic effects and safety of different treatment methods for premature patent ductus arteriosus
CHEN Dan, MAO Jian     
Department of Neonatology, Shengjing Hospital,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Shenyang 110004,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linical treatment methods and their effects in the treatment of premature patent ductus arteriosus (PDA) and to summarize the experience of surgical treatment for PDA. Methods Nineteen premature infants who were diagnosed with PDA and received surgical treatment betwen January 2013 and December 2014 were selected as the surgical group, and 19 premature infants with PDA who did not receive surgical treatment during the same period were selected as the non-surgical group. The differences in medical history, clinical conditions, mortality, and major complication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ere analyzed,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urgical treatment and its clinical effects were analyzed from the aspects of preoperative preparation and surgical results.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surgical group, the gestational age and birth weight in the non-surgical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greater (P<0.01), and Apgar scores for 1 and 5 minutes after birth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the non-surgical group (P<0.05). The PDA diameter, time to confirmed ultrasonic diagnosis, and duration of auxiliary ventilation in the surgical group were greater than in the non-surgical group, and the incidence of drug therapy, left atrium/aortic root (LA/AO) ratio >1.3, and the square of catheter diameter/birth weight (d2/BW) ratio >9 mm2/kg in the surgica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in the non-surgical group (P<0.05). Compared with the non-surgical group, the surgical group had a significantly higher incidence of bronchopulmonary dysplasia (P<0.01), and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incidence of death, cerebral white matter damage, intracranial hemorrhage, and necrotizing enterocoliti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0.05). Conclusions For premature infants with clinical symptoms and no improvement after conservative medical treatment or drug therapy, surgical ligation is a relatively safe and effective treatment method for PDA.
Key words: Patent ductus arteriosus     Treatment     Premature infant    

动脉导管未闭(patent ductus arteriosus,PDA) 在低出生体重的早产儿中较为常见,正常体重的 新生儿生后3 d 内导管自发性关闭,早产儿会持 续更长时间[1]。生后第3 天早产儿PDA 的发生率 为40%~60%,胎龄不同,发生率存在差异[2, 3, 4, 5]。 由于早产儿肺循环毛细血管通透性高、心力储备 低、重要脏器对低灌注敏感,PDA 早产儿易发生 支气管肺发育不良(bronchopulmonary dysplasia,BPD)、肺出血、充血性心力衰竭、脑室周围白质 软化(periventricular leukomalacia,PVL)、坏死性 小肠结肠炎(necrotizing enterocolitis,NEC)、早产 儿视网膜病(retinopathy of prematurity,ROP)、早 产儿骨发育不良、肾功能不全等情况[6, 7]。此外,PDA 可以导致气管插管和机械通气时间延长及其 他相关问题,而早期关闭导管在心肺方面的正性 作用早有报道[8]。目前关于早产儿PDA 的治疗时 机选择有3 种:(1)无论是否有导管开放的证据,生后尽早预防性药物治疗;(2)无临床表现但超 声证实导管开放;(3)出现PDA 临床症状或明显 的血流动力学改变。治疗手段包括保守治疗、药 物治疗及手术结扎。一旦PDA 发生,保守治疗是 我们最先采取的措施,但对于不同胎龄、体重及 导管直径的早产儿,其效果尚不明确;早产儿动 脉导管的平滑肌过少,药物治疗的作用有限,其 副作用可能加重PDA 引起的重要脏器低灌注所致 的并发症,如肠缺血及坏死、脑室出血等;随着 对先天性心脏病的早期诊断及其病理生理学的深 入认识,外科手术逐渐成为早期治疗手段之一,随着心脏外科的发展,早产儿PDA 结扎术后并发 症发生率越来越低,但总体来说,外科手术的风 险仍较药物治疗高。本文主要针对25~34 周早产 儿PDA 的不同治疗方式进行探讨,包括对手术及 非手术治疗患儿的病史、临床资料、病死率及并 发症等相关因素的分析,同时总结手术治疗的经验。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取2013 年1 月至2014 年12 月在中国医科 大学附属盛京医院收治的19 例行手术治疗的PDA 早产儿为手术组,同期未进行手术治疗的PDA 早产儿19 例为非手术组,所有患儿均在出现临床症 状后进行心脏超声检查,生后72 h 导管仍未自发性 关闭定义为PDA。入选标准:(1)胎龄25~34 周 (175~238 d);(2)PDA 直径≥ 2.0 mm;(3)排 除先天性紫绀型心脏病或48 h 内死亡的病例; (4)所有病例均出现导管开放的临床症状。

1.2 调查资料

(1)病史资料:包括患儿胎龄、出生体重、 性别、1 min 及5 min Apgar 评分;孕母年龄及是否 有妊娠期高血压、妊娠期糖尿病、胎膜早破病史。

(2)临床资料:包括临床发现PDA 时间(表 现为听诊发现心脏杂音)、超声确诊PDA 时间、 手术时间、PDA 直径、左心房/ 主动脉根部(LA/ AO)比值、导管直径的平方/ 出生体重(d2/BW) 比值、辅助通气时间、是否药物治疗及是否存在 肺出血、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征、早发型败血症、 晚发型败血症。其中手术治疗组中包括药物无效 组及直接手术组,药物无效组是指1~2 疗程药物 治疗后临床症状无缓解或加重的早产儿。

(3)死亡及主要合并症情况:包括死亡、脑 白质损伤、颅内出血、BPD、NEC 的发生情况。

1.3 检查仪器

所有患儿均完善心脏超声及头部磁共振检查, 心脏超声采用GE voluson E8、GE V730 及Medison Accuvix 彩色超声诊断仪,头部磁共振检查采用 Philips Intera Achieva 3.0T 磁共振仪。

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SPSS 19.0 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 分析,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均数± 标准差 (x±s)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t 检验;不符合正 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中位数(四分位间距)[P50(P25, P75)] 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Mann-Whitney U 检 验;计数资料采用百分率(%)表示,两组间比较 采用χ2 检验或校正χ2 检验或Fisher 确切概率法,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治疗方式及结局

两组患儿在出现临床症状后均首先采用保守 治疗,包括控制液体量、维持恰当的血氧饱和度等。 手术组19 例患儿中,先应用布洛芬治疗无效后再行手术13 例,其中9 例使用布洛芬治疗1 疗程, 4 例治疗2 疗程(用法为首剂10 mg/kg 口服,首剂 后24 h、48 h 分别给予5 mg/kg 口服),术后因心 力衰竭死亡1 人;因存在用药禁忌而直接手术治 疗6 例。非手术组19 例患儿中,采用布洛芬治疗 6 例,均治疗1 疗程,无死亡病例。

2.2 两组病史资料分析

非手术组早产儿胎龄及出生体重均大于手术 组(P<0.01),且生后1 min 及5 min Apgar 评分 均高于手术组(P<0.05);而性别、胎膜早破发生 率及母孕期妊高症、糖尿病发生率在两组间比较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表 1 两组病史资料比较
2.3 两组临床资料分析

手术组患儿PDA 直径、超声确诊时间及辅助 通气时间均大于非手术组,且药物治疗、LA/AO 比值>1.3 及d2/BW 比值>9 mm2/kg 的发生率均高 于非手术组(P<0.05);而临床发现PDA 时间以 及肺出血、RDS、早发型败血症和晚发型败血症发 生率在两组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见表 2

表 2 两组临床资料比较
两组病死率及主要并发症分析

手术组早产儿BPD 发生率高于非手术组 (P<0.01);而死亡、脑白质损伤、颅内出血和 NEC 发生率在两组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 3

表 3 两组病死率及主要并发症比较 [ 例(%)] 组
3 讨论

一直以来,PDA 与早产儿病死率及不良预后 之间的关系是我们试图关闭动脉导管的原因。PDA 中导管水平的左向右分流引起肺血流量增加,从 而加重肺脏疾病,增加肺出血可能性,PDA 在早 产儿药物抵抗性低血压、肾功能损伤、颅内出血 及PVL[9] 中也是一项独立的危险因素。对于胎龄 小、低出生体重患儿的PDA 治疗尤为重要,这是 因为:(1)导管自发性关闭的几率非常低[10]; (2)对药物治疗的反应非常差[11];(3) 他们 更容易发生明显血流动力学异常,出现心肺合并 症[12]。本研究选择25~34 周的早产儿作为研究对 象,结果发现在胎龄及出生体重方面,两组患儿 有明显的统计学差异,手术组早产儿胎龄更小、 体重更低,与目前研究观点一致[13]。在孕母年龄、 妊娠期高血压、糖尿病及胎膜早破等孕期疾病史 方面,手术组与非手术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出生Apgar 评分手术组低于非手术组,考虑与手 术组患儿胎龄小,神经功能发育更不完善相关, 且Apgar 评分存在一定主观性,因此不能认为其与 PDA 是否需要手术治疗相关。

在PDA 用药时机方面,预防性应用药物未发 现明显短期及长期效果,目前新生儿医生不推荐 应用。对于超声诊断,临床无症状性PDA,目前 也不推荐使用布洛芬或吲哚美辛药物治疗。对于 有症状或影响血流动力学的PDA,目前倾向于保 守治疗失败后再应用药物治疗[14]。PDA 临床评估 包括心脏杂音、心率增快、心前区搏动增强、脉 压差增大及呼吸困难(对氧需求增加及通气条件 的反复调节)[15]。此外,影响血流动力学的PDA 也可以通过心脏超声诊断,需要满足以下标准: (1) 证实存在左向右分流;(2)LA/AO 比值 >1.3;(3) 导管直径>1.5 mm;(4) 心室舒张期主动脉存在双向双期分流[16]。本研究中所有患 儿导管直径均大于1.5 mm,非手术组9 例患儿 LA/AO 比值大于1.3,6 例临床症状表现为心脏 杂音及心率增快,接受药物治疗后好转。手术组 16 例患儿LA/AO 比值大于1.3,13 例接受药物治疗, 临床上除心脏杂音、心率增快外,心前区搏动增强、 肝脏增大、尿量减少及无法脱离辅助通气也为主 要表现。药物治疗均为保守治疗失败后进行。

尽管在PDA 管理上液体控制被广泛推荐[17], 但其利弊并无系统评估。液体限制可以减少循环 血量及肺循环负荷,从而提高呼吸功能[18],但同 时因为左心室前负荷降低,左心心排出量减少, 也可以引起系统血流量下降[19]。目前没有足够的 证据支持可以使用利尿剂预防及治疗血流动力学 显著的PDA(haemodynamically significant patent ductus arteriosus,hsPDA)引起的充血性心力衰竭。 恰当的氧合(SaO2 90%~95%,过高的SaO2 可导致 ROP 的发生)对于PDA 关闭有利,因此对于血氧 饱和度低于正常的早产儿,建议吸氧治疗,在一 项回顾性研究中[20],血氧饱和度83%~89% 组与 89%~94% 组相比,发生HS-PDA 的几率更高。药 物治疗中,吲哚美辛是目前在关闭导管中最为常 用的环氧化酶(COX)抑制剂,其疗效与胎龄、 出生体重有关。Gersony 等[21] 发现在使用吲哚美辛 的早产儿中,体重1 000~1750 g 的PDA 关闭率为 80%~86%,小于1 000 g 为54%。吲哚美辛的禁忌 症包括已经证实或高度怀疑的重症感染,NEC,活 动性出血尤其是胃肠道及颅内出血,凝血障碍, 血小板减少,肾功能不全以及导管依赖性的先天 性心脏病。另一种COX 抑制剂布洛芬越来越多的 应用于临床,研究表明1 疗程的布洛芬可以关闭 45%~92% 的导管,2 疗程及3 疗程的关闭率分别 为40%~54% 及19%~66%[22, 23, 24]。布洛芬的禁忌症包 括肾功能不全,高胆红素血症,胃肠道穿孔,严重的血小板减少[25]。与吲哚美辛相比,布洛芬在 导管关闭率、病死率、颅内出血及BPD 发生上无 差异,但肾毒性及外周血管收缩等方面的发生率 较低[26, 27],目前没有两者在长期神经系统预后方 面的差别比较。近几年来,扑热息痛作为前列腺 素合成酶抑制剂,成为另一类药物选择,在一项 胎龄24~32 周的早产儿研究中,其导管关闭率为 83.3%~100%[28, 29]。由于临床应用扑热息痛的资料 有限,其有效性及安全性仍有待评估。自1963 年 开展第1 例动脉导管结扎手术以来,许多作者提 出早产儿PDA 的外科手术治疗是安全有效的,但 仍可能存在一些短期合并症,如单侧声带麻痹、 横隔麻痹,术中出血,乳糜胸,气胸,术后短期 内的心肺功能不全,肾上腺功能障碍及脊柱侧弯 等。直到现在,关闭症状性PDA 的策略仍在讨论 中,标准尚未确定,关闭时间也存在争议[30],先 开始药物治疗还是手术治疗也很难决定[31],目前 手术治疗主要应用于药物治疗失败或存在药物禁 忌症的患儿,但手术时间仍存在争议。本研究中, 手术组13 例应用布洛芬治疗,非手术组6 例,两 组患儿统计学分析提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手术 组药物治疗例数更多,考虑与手术组患儿PDA 临 床症状更明显、保守治疗效果不佳相关。在超声 确诊PDA 时间方面,非手术组更早,考虑与手术 组患儿胎龄小,生命体征不稳定,早期无法外出 进行超声检查相关。此外,手术组直径明显大于 非手术组,LA/AO 比值大于1.3 的病例更多,说明 直径大、症状性或血流动力学异常的PDA 自发关 闭的机会低,出现心肺功能障碍的可能性大,最 终接受手术治疗的可能性高。但应注意,由于早 产儿本身就容易存在呼吸暂停及对氧需求时间较 长等情况,如果超声显示导管直径小(<2 mm), 临床症状与导管的相关性较难把握,故本研究中 所选病例直径均≥ 2 mm。辅助通气时间手术组明 显高于非手术组,且手术组术前所有病例均未脱 离辅助通气,术后有2 例患儿分别在第18、31 天, 其余17 例患儿均在术后10 d 内停止辅助通气,提 示对于长期需要辅助通气的PDA 患儿,手术治疗 是最好的选择。此外,两组患儿在肺出血、RDS、 败血症的发生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在晚发 型败血症中,手术组的发生率(53%)高于非手术 组(32%),考虑与手术组患儿胎龄较小,免疫功能更低,辅助通气时间长等因素相关,对于存在 绒毛膜羊膜炎及(或)败血症的早产儿,PDA 更 需积极治疗,因为败血症不仅减少导管自发性关 闭的可能性,也可以引发关闭导管的再开放[32]。 本研究中两组患儿在病死率、脑白质损伤、颅内 出血、NEC 的发生率上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手术组患儿BPD 发生率更高,除考虑可能与该组 患儿PDA 直径大、分流量多相关外,胎龄小、机 械通气时间长也是其主要因素。

近年来,随着早产儿麻醉及围手术期管理的 进步,外科手术技术学及方法学的改进与完善, 外科手术已经成为PDA 早期治疗手段之一。有报 道提出如果接受2 个疗程的布洛芬治疗后仍存在 双向分流则应该进行手术治疗,否则PDA 的不良 预后发生率将随着时间的延长而增加[33]。也有研 究分析了导管直径和PDA 治疗疗效之间的关系, 以d2/BW 比值>9 mm2/kg 界定为手术治疗的参考[34]。 本研究中手术组16 例比值>9 mm2/kg,明显多于 非手术组,与上述研究相符。早期手术治疗可缩 短新生儿开始肠道内营养的时间,加快体重增长[1]。 但由于早产儿的解剖、生理发育不成熟,手术的 耐受性差,转运途中高危性,动脉导管组织菲薄, 稍有不慎就可能导致破裂,这些均为手术的限制 因素。随着心脏外科技术的发展,早产儿PDA 结 扎术后并发症发生率已经越来越低。本研究中手 术组患儿均顺利完成手术,1 例术前即存在反复心 功能衰竭,术后仍无法纠正死亡,1 例术后1 d 发 生左侧气胸,经胸腔闭式引流等处理后痊愈,其 余17 例患儿手术效果良好,心肺功能均得到了明 显改善,并逐渐脱离辅助通气和氧气,恢复正常 生长。本文通过19 例患儿的手术治疗,总结了一 定的经验。首先,术前新生儿科、心脏外科、麻 醉科共同会诊,对患儿手术风险充分评估;对合 并肺炎或其他感染的早产儿术前控制好感染;建 立静脉和动脉通路,方便术中监测相关指标。早 产儿体表面积相对较大,皮下脂肪少,易发生低 体温,需要注意从病房转移至手术室过程中的保 暖;同时在转运过程中配以监护设备,严密监测 患儿的生命体征。手术中根据早产儿的自身特点, 选择合适的手术器械,加强术中保暖,尽量缩短 手术时间。术中注意控制输液量及输液速度,避 免输液过快引起心衰。麻醉师密切监测心率、血压等指标,尤其是经皮血氧饱和度,早产儿略长 时间压迫左肺往往导致血氧下降,影响心肌收缩, 等麻醉师充分膨肺,血氧饱和度恢复正常后再继 续手术。同时还应当注意严格无菌操作,以降低 术后感染的发生率,保证治疗效果[35, 36]。术后转运 车送回新生儿病房,注意保暖,严密监测生命体征。 高血压是PDA 术后常见并发症,本研究手术组共 有3 例出现收缩压高于100 mm Hg,应用硝普纳持 续静脉输注后逐渐降至正常。此外需要严格控制 液体出入量,避免血流动力学波动,一般术后第1 天液体入量控制在每小时3~4 mL/kg,并严密观察 尿量及性状,每小时尿量应≥ 1 mL/kg,监测血气 分析,了解酸碱平衡及电解质情况。术后还容易 出现肺不张及气胸等肺部并发症,需密切观察肺 部体征,监测血氧饱和度,加强呼吸道管理,定 时翻身拍背,避免痰液粘堵。此外,由于手术创 伤使机体处于高代谢状态,能量消耗增加,需予 以营养支持,如果术前已经开始肠道喂养,一般 术后6 h 根据情况开始部分胃肠喂养,逐渐增加奶 量,能量不足部分肠外营养补足。心导管介入治 疗年长儿PDA 技术已经很成熟,早产儿PDA 介入 治疗的普及及规范化尚在探索中,需要对封堵器 进一步的设计和开发[37]。本研究中手术组接受手 术治疗时间为16~56 d,结局与非手术组差异不大。 目前国外对手术疗效研究的群体胎龄及体重均小 于国内,由于群体差异,手术风险性亦不同,因 此手术指征、时间选择和结局也可能会存在差异。

近年来,B 型利钠肽(B-typenatriuretic peptide,BNP)、B 型利钠肽原(proBNP) 和 N 端B 型利钠肽原(NT-proBNP) 开始在预测 hsPDA 发生方面发挥作用,Lee 等[38] 认为,出生 后24 h 血BNP 水平能预测hsPDA 的发生,出生 后24 h BNP 的阈值(cutoff level)为200 pg/mL 和 900 pg/mL,预测hsPDA 发生的敏感度分别为 83.9% 和54.8%,特异度则为61.9% 和95.2%。 在指导治疗策略选择上,Hsu 等[39] 指出高的基线 BNP 水平预示hsPDA 患儿对吲哚美辛的反应性差 而需要外科治疗,基线BNP 水平>1 805 pg/mL 预 测hsPDA 早产儿对吲哚美辛治疗无反应的敏感度 和特异度分别为88% 和87%。但是,BNP 和NTproBNP 的水平除受胎龄和日龄影响外,心功能 不全、肺动脉高压、败血症、BPD 等疾病同样对其测量值有影响;同时,由于测量方法和所用仪 器不同,正常测量值范围尚无统一标准。此外, Letzner 等[40] 在一项关于C 端内皮素原-1(CTproET- 1)的研究中认为,CT-proET-1 在确定早产 儿PDA 是否需要干预上有应用前景。生物标记物 在早产儿hsPDA 发生、药物治疗的反应及早产儿 PDA 治疗策略的选择上的作用值得我们进一步研 究。

早期PDA 治疗的策略应该根据临床、超声、 血流动力学的特点等进行个体化分析。对药物治 疗无好转或存在药物禁忌症者,尤其是胎龄小、 体重低、导管直径大、对血流动力学有影响、需 要长期机械通气的患儿,外科手术结扎是有效的 治疗方法。明确治疗时机,甚至跳过药物治疗环 节而直接接受手术治疗,既可避免药物治疗不良 反应发生,又减少因延误手术时机而造成的不良 后果。经过充分的术前准备,配合规范娴熟的外 科技巧,加强术后管理,PDA 手术治疗是安全可 行的。本研究由于总样本量及直接手术样本量较 少,对哪些早产儿适合直接手术治疗,哪些适合 药物治疗无效后行手术治疗未能进行分析,这将 是我们下一步研究的重点。

参考文献
[1] Hsiao CC, Wung JT, Tsao LY, et al. Early or late surgical ligation of medical refractory patent ductus arteriosus in premature infants[J]. J Formos Med Assoc, 2009, 108(1):72-77.
[2] Evans N. Preterm patent ductus arteriosus:should we treat it?[J]. J Paediatr Child Health, 2012, 48(9):753-758.
[3] Clyman RI, Couto J, Murphy GM. Patent ductus arteriosus:are current neonatal treatment options better or worse than no treatment at all?[J]. Semin Perinatol, 2012, 36(2):123-129.
[4] Meyer S. PDA in neonates-please doctor act individually![J]. Acta Paediatr, 2012, 101(4):145-146.
[5] Schena F, Ciarmoli E, Mosca F. Patent ductus arteriosus:wait and see?[J]. J Matern Fetal Neonatal Med, 2011, 24(3):2-4.
[6] Mezu-Ndubuisi OJ, Agarwal G, Raghavan A, et al. Patent ductus arteriosus in premature neonates[J]. Drugs, 2012, 72(7):907-916.
[7] Saldeno YP, Favareto V, Mirpuri J. Prolonged persistent patent ductus arteriosus:potential perdurable anomalies in premature infants[J]. J Perinatol, 2012, 32(12):953-958.
[8] Markham M. Patent ductus arteriosus in the premature infant:a clinical dilemma[J]. Newborn Infant Nurs Rev, 2006, 6(3):151-157.
[9] Sarkar S, Dechert R, Schumacher RE, et al. Is refractory hypotension in preterm infants a manifestation of early ductal shunting?[J]. J Perinatol, 2007, 27(6):353-358.
[10] Koch J, Hensley G, Roy L, et al. Prevalence of spontaneous closure of the ductus arteriosus in neonates at a birth weight of 1000 grams or less[J]. Pediatrics, 2006, 117(4):1113-1121.
[11] Alexander F, Chiu L, Kroh M, et al. Analysis of outcome in 298 extremely low-birth-weight infants with patent ductus arteriosus[J]. J Pediatr Surg, 2009, 44(1):112-117.
[12] Jhaveri N, Moon-Grady A, Clyman RI. Early surgical ligation versus a conservative approach for management of patent ductus arteriosus that fails to close after indomethacin treatment[J]. J Pediatr, 2010, 157(3):381-387.
[13] Hammerman C, Aramburo MJ. Prolonged indomethacin therapy for the prevention of recurrences of patent ductus arteriosus[J]. J Pediatr, 1990, 117(5):771-776.
[14] Abdel-Hady H, Nasef N, Shabaan AE, et al. Patent ductus arteriosus in preterm infants:do we have the right answers?[J]. Biomed Res Int, 2013, 2013:676192.
[15] Davis P, Turner-Gomes S, Cunningham K, et al. Precision and accuracy of clinical and radiological signs in premature infants at risk of patent ductus arteriosus[J]. Arch Pediatr Adolesc Med, 1995, 149(10):1136-1141.
[16] Lago P, Bettiol T, Salvadori S, et al. Safety and efficacy of ibuprofen versus indomethacin in preterm infants treated for patent ductus arteriosus:a randomised controlled trial[J]. Eur J Pediatr, 2002, 161(4):202-207.
[17] Wyllie J. Treatment of patent ductus arteriosus[J]. Semin Neonatol, 2003, 8(6):425-432.
[18] De Buyst J, Rakza T, Pennaforte T, et al. Hemodynamic effects of fluid restriction in preterm infants with significant patent ductus arteriosus[J]. J Pediatr, 2012, 161(3):404-408.
[19] Bell EF, Acarregui MJ. Restricted versus liberal water intake for preventing morbidity and mortality in preterm infants[J]. Cochrane Database Syst Rev, 2014, (12):CD000503.
[20] Noori S, Patel D, Friedlich P, et al. Effects of low oxygen saturation limits on the ductus arteriosus in extremely low birth weight infants[J]. J Perinatol, 2009, 29(8):553-557.
[21] Gersony WM, Peckham GJ, Ellison RC, et al. Effects of indomethacin in premature infants with patent ductus arteriosus:results of a national collaborative study[J]. J Pediatr, 1983, 102(6):895-906.
[22] Kushnir A, Pinheiro JM. Comparison of renal effects of ibuprofen versus indomethacin during treatment of patent ductus arteriosus in contiguous historical cohorts[J]. BMC Clin Pharmacol, 2011, 11:8.
[23] Richards J, Johnson A, Fox G, et al. A second course of ibuprofen is effective in the closure of a clinically significant PDA in ELBW infants[J]. Pediatrics, 2009, 124(2):287-293.
[24] van der Lugt NM, Lopriore E, Bokenkamp R, et al. Repeated courses of ibuprofen are effective in closure of a patent ductus arteriosus[J]. Eur J Pediatr, 2012, 171(11):1673-1677.
[25] Keady S, Grosso A. Ibuprofen in the management of neonatal Patent Ductus Arteriosus[J]. Intensive Crit Care Nurs, 2005, 21(1):56-58.
[26] Ohlsson A, Walia R, Shah SS. Ibuprofen for the treatment of patent ductus arteriosus in preterm and/or low birth weight infants[J]. Cochrane Database Syst Rev, 2010, (4):CD003481.
[27] Jones LJ, Craven PD, Attia J, et al. Network meta-analysis of indomethacin versus ibuprofen versus placebo for PDA in preterm infants[J]. Arch Dis Child Fetal Neonatal Ed, 2011, 96(1):45-52.
[28] Oncel MY, Yurttutan S, Uras N, et al. An alternative drug (paracetamol) in the management of patent ductus arteriosus in ibuprofen-resistant or contraindicated preterm infants[J]. Arch Dis Child Fetal Neonatal Ed, 2013, 98(1):94.
[29] Oncel MY, Yurttutan S, Degirmencioglu H, et al. Intravenous paracetamol treatment in the management of patent ductus arteriosus in extremely low birth weight infants[J]. Neonatology, 2013, 103(3):166-169.
[30] Hansen TW. Patency of the ductus arteriosus in the newborn-Now you want it, now you don't[J]. Pediatr Crit Care Med, 2007, 8(3):302-303.
[31] Malviya M, Ohlsson A, Shah S. Surgical versus medical treatment with cyclooxygenase inhibitors for symptomatic patent ductus arteriosus in preterm infants[J]. Cochrane Database Syst Rev, 2008, (1):CD003951.
[32] Schena F, Ciarmoli E, Mosca E. Patent ductus arteriosus:wait and see?[J]. J Matern Fetal Neonatal Med, 2011, 24(3):2-4.
[33] Vida VL, Lago P, Salvatori S, et al. Is there an optimal timing for surgical ligation of patent ductus arteriosus in preterm infants?[J]. Ann Thorac Surg, 2009, 87(5):1509-1515.
[34] Tschuppert S, Doell C, Arlettaz-Mieth R, et al. The effect of ductal diameter on surgical and medical closure of patent ductus arteriosus in preterm neonates:size matters[J]. J Thorac Cardiovasc Surg, 2008, 135(1):78-82.
[35] 朱燕林, 郭立琳, 徐瑞燚, 等. 极低体重早产儿动脉导管未闭的治疗[J]. 临床心血管病杂志, 2011, 27(9):700-702.
[36] Boo NY, Cheah IG. Risk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necrotising enterocolitis in very low birth weight infants in Malaysian neonatal intensive care units[J]. Singapore Med J, 2012, 53(12):826-831.
[37] Baruteau AE, Hascoet S, Baruteau J, et al. Transcatheter closure of patent ductus arteriosus:past, present and future[J]. Arch Cardiovasc Dis, 2014, 107(2):122-132.
[38] Lee JH, Shin JH, Park KH, et al. Can early B-type natriuretic peptide assays predict symptomatic patent ductus arteriosus in extremely low birth weight infants?[J]. Neonatology, 2013, 103(2):118-122.
[39] Hsu JH, Yang SN, Chen HL, et al. B-type natriuretic peptide predicts responses to indomethacin in premature neonates with patent ductus arteriosus[J]. J Pediatr, 2010, 157(1):79-84.
[40] Letzner J, Berger F, Schwabe S, et al. Plasma C-terminal proendothelin-1 and the natriuretic pro-peptides NT-proBNP and MR-proANP in very preterm infants with patent ductus arteriosus[J]. Neonatology, 2012, 101(2):116-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