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汇学习是语言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而且早期词汇习得还可能影响儿童认知和一般智能发展^[1]。早期词汇发展表现出巨大的个体差异，然而究竟是何种因素造成了这种个体差异，这种个体差异是否稳定存在，目前的研究尚未得到一致的结论。

在生物因素方面，年龄和性别是备受关注的两个变量。儿童的词汇量随年龄而增长，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成熟因素的影响。对于同年龄的儿童，不少研究发现女孩的语言发展优于男孩。有台湾研究者发现，语言发展的性别差异在18~60个月儿童中普遍存在^[2]。中国内地研究者通过横向研究考察了1630个不同月龄的汉语婴幼儿的词汇发展，结果发现16个月、19~20个月以及23~24个月的女孩会说的词显著多于男孩，而其他月龄的性别差异不显著^[3]。那么，词汇量的性别差异在婴幼儿时期是否稳定存在？亦或性别差异会随年龄缩小？纵向研究有助于回答这一问题。

在家庭因素方面，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对儿童早期语言发展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分别来自高和低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的儿童在18个月时在词汇学习和语言加工效率方面已显示出明显差异，24个月大时两组之间差距达到6个月龄^[4]。也有研究发现，社会经济因素与2岁儿童的词汇获得没有关系^[5]。澳大利亚的研究者考察了1 720名儿童从8~24个月时的语言发展及环境风险因素，发现早期高危因素，如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早产儿的胎龄、出生体重、出生顺序以及母亲心理健康程度等，可以解释24个月儿童语言发展变异程度的比重不超过7%。因此他们认为，这些早期高危因素对于早期语言发展迟滞的筛查没有帮助^[6]。因此，母亲受教育程度和家庭经济水平等家庭因素对儿童语言发展的影响还需进一步的研究来验证。

总的来说，已有研究发现，生物因素（如性别）和家庭因素（如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可能影响婴幼儿词汇发展，但不同研究得到的结论并不一致。在两岁前后，儿童语言和智能发展迅速。为了考察这一时期语言和一般智能发展之间的关系，以及生物和家庭因素对语言和智能发展的影响，本研究对一组18~24个月婴幼儿进行了半年的随访。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取北京市某医院儿童保健门诊的18~24月龄汉语儿童共45名进行词汇和智能发展的测试，6个月后进行随访。完成两次测试的儿童共38名（男28名，女10名），另有7名被试的数据因未能完成第二次随访而被删除。所有被试者均为足月儿，出生时无窒息、产伤，无视力、听力等重大生理缺陷。所有被试者均为独生子女，家庭常说的语言均为汉语普通话。 1.2　研究方法及材料

测量方法均采用父母报告法，主试统一接受培训，在主试的指导下受测儿童的家长完成量表和问卷的填写。测量工具包括：《汉语沟通发展量表》（普通话版）（Chinese Communicative Development Inventory CCDI- Putonghua Version/Mandarin Version，简称PCDI）中适合于幼儿的《幼儿沟通发展问卷：词汇及句子》^[7]，《年龄发育进程问卷》（Ages and Stages Questionnaire,ASQ）和自行设计的《父母调查问卷》，内容包括一般人口学资料、出生史、父母社会经济状况和家庭育儿方法等。

PCDI量表可测量8~30个月龄说普通话的儿童早期语言发展，是从MacArthur-Bates 沟通发展量表（MCDI）发展而来。本研究应用的PCDI《幼儿沟通发展问卷：词汇及句子》中“词汇表达”的重测相关系数为0.94，与Gesell发育量表中语言的二变量简单相关系数为0.32，去除年龄后的偏相关系数为0.76^[7]。PCDI的测查方法：主试经过培训，按照问卷的指导语逐一询问家长，看孩子对表中的每一个词汇属于“不会说”还是“会说”，家长熟悉标准后自行填写。

ASQ问卷是美国俄勒冈大学人类发展中心、早期干预研究所的 Diane Bricker和 Jane Squires教授等研发出版的1~66个月儿童的发育筛查量表系列，从5个能区定量评估儿童的发育状况。因使用方便、简单，而且具有良好的心理测量学特性，在世界各国的医学和心理学领域逐渐得到广泛的研究和应用。卞晓燕等^[8]在2010年翻译并建立了上海市儿童常模。本研究选用ASQ量表相应月龄的问卷，由儿童的主要抚养人在儿保门诊填写，家长在不理解问卷条目时可以随时询问经过培训的主试，以提高答卷的准确性。

第1次测试采用了PCDI量表、ASQ问卷，并发放了父母调查问卷。6个月后的随访仅测查PCDI和ASQ，追踪小儿表达性词汇和智能的发展。 1.3　统计学分析

采用Excel 2007建立数据库，使用SPSS 19.0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所有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采用Spearman相关分析，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采用分层回归分析，分析词汇和智能发展的关系采用了交叉滞后相关分析，P <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家庭因素对儿童PCDI词汇量和智能发展的影响

第1次测试时儿童的词汇量个体差异很大，平均会说285个词（范围2~738）；第2次测试时儿童的平均词汇量已经增长到了557个（范围20~792个），人均每个月增长45个词。这说明24个月前后婴幼儿词汇增长迅速。第1次测试时儿童的ASQ总分为243±30（范围155~300）；第2次测试时儿童的ASQ总分为254±31（范围185~300），增幅不大。

Spearman相关分析显示（表 1），不论是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还是家庭育儿方式，都与儿童的词汇增长没有显著相关；与儿童ASQ分数显著相关的家庭因素是家长经常教孩子认识环境中的人和物（以下简称“教孩子认物”）（r=0.36，P < 0.05）；ASQ分数与早期阅读能力培养、看电视和录像相关不显著（P>0.05）。

表1(Table 1)

表 1　家庭因素与儿童词汇和智能发展的相关性

表1 家庭因素与儿童词汇和智能发展的相关性

如表 2所示，逐步回归分析结果表明，第1次测试时月龄可以解释词汇量55%的变异（F change=42.08，P < 0.01）；在控制月龄的基础上，性别可以解释10%的变异（F change=9.09，P < 0.01），这说明18~24个月期间月龄和性别对儿童词汇发展的影响都比较大。而半年之后， 第2次测试时月龄能解释词汇量的变异下降了一半，仅能解释26%的变异（Fchange=12.14，P < 0.01），且此时性别的影响已经消失，其预测作用不显著（P>0.05）。这说明被试中的男孩在24个月以前词汇发展低于女孩，而半年后则有显著的追赶效应，从而导致性别的差异变得不再显著。

表2(Table 2)

表 2　月龄和性别对PCDI词汇发展的预测作用

表2 月龄和性别对PCDI词汇发展的预测作用

由于本研究是纵向研究，因此，可采用交叉-滞后-组相关程序来考察被试者词汇发展与智能发展之间的关系。如图 1所示，PCDI词汇分对ASQ总分有同时和继时（半年后）的预测作用，而第1次测试时ASQ总分并不能预测第2次测试时的PCDI词汇分（r=0.25，P>0.05）。

图 1　PCDI词汇总分与ASQ总分之间的相关系数　 *表示P < 0.05；**表示P < 0.01。T1表示第1次测试，T2表示第2次测试

逐步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在控制了月龄和性别以后，PCDI词汇分对第1次ASQ总分的预测作用不显著（F change=2.06，P=0.16）（表 3，模型1）。但控制了月龄和性别后，“教孩子认物”仍能解释ASQ总分9%的变异（F change=4.25，P < 0.05）（表 3，模型2）。在第2次测试时，控制月龄和性别之后，第1次的PCDI词汇分能独立解释ASQ总分22%的变异（F change=10.39，P < 0.01）。而在控制月龄、性别和第1次的PCDI词汇分后，“教孩子认物”仍能独立解释ASQ总分10%的变异（F change=5.12，P < 0.05）（表 3）。也就是说，对18~24个月的婴幼儿，“教孩子认物”对他们的一般智能发展有着同时和继时（半年后）的预测作用。

表3(Table 3)

表 3　PCDI词汇等变量对ASQ总分的预测作用

表3 PCDI词汇等变量对ASQ总分的预测作用

本研究发现，在儿童早期表达性词汇习得上存在性别差异。台湾地区对儿童语言发展的研究发现，36月龄时儿童的语言发展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2]。对10个欧洲国家非英语社区9~24个月的婴幼儿研究发现，女孩在早期语言发展上比男孩有微弱的优势^[9]。对10~17个月意大利语婴幼儿的纵向研究还发现，这种语言发展的性别差异是持续的^[10]；对9~24个月芬兰语婴幼儿的纵向研究也发现，女孩在表达性词汇的习得上存在优势^[11]。本研究结果显示，尽管女孩词汇数量上显著多于男孩，但男孩在18~24个月的过程中词汇增长迅速，呈现追赶的态势，到26个月左右，性别对词汇量的影响已不再显著。

在词汇发展的影响因素方面，本研究发现，生物因素（年龄和性别）在24个月以前有较大的影响（65%），半年后影响力度减半（26%），且此时性别的影响不再显著。由于本研究未对儿童的月龄进行精确的分组，月龄跨度比较大，这直接导致第1次测试中儿童词汇量的个体差异非常大。因此，在后续的逐步回归分析中，本研究把年龄作为第1个变量放进方程中，在控制年龄和性别的基础上考察其他因素的影响。在今后的研究中，应进一步细化对月龄组的划分，以更精确地考察年龄因素对词汇发展的影响。

本研究考察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家庭育儿因素均未对儿童词汇发展产生直接的影响。而郝波等^[3]通过横向研究发现，母亲受教育程度高有利于儿童词汇发展。值得一提的是，本研究中家长的文化水平均为初中及以上，这可能也是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影响不显著的原因之一，郝波等^[3] 2004年发表的研究未报告父母受教育程度的描述统计值，但该文献发表时间是10年前，可能那时的父母中仍有文化程度为初中以下者。总的来说，本研究表明，两岁以前儿童语言发展受生物因素影响比较大，两岁以后生物因素的影响开始减弱,孩子所处的语言环境（如抚养人对孩子所说的词汇的多少等）可能较多地影响儿童的语言发展。但究竟是何种因素影响了两岁以后儿童的词汇和语言发展，仍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证实。

在一般智能发展的影响因素方面，首先，本研究发现两岁前的词汇量发展对半年后的一般智能发展有显著的预测作用（能解释22%的变异）；其次，家庭育儿行为中“教孩子认物”对婴幼儿一般智能发展有同时和继时的预测作用（能独立解释10%的变异），但未发现早期阅读能力培养和看电视、录像节目对儿童词汇和一般智能发展的显著影响。这可能意味着，对于两岁左右、正处于词汇爆发期的婴幼儿，积极引导他们认识周围的人和物比通过书本和视频来认识世界更加有效。国外研究也发现，尽管儿童两岁左右就开始看电视，但3岁以前的儿童通过电视学习新技能比通过现场演示学习的效果更差，表现出“视频缺陷效应”^[12]。本研究的结果也支持这一观点，即两岁左右儿童通过现实生活学习比通过视频学习能得到更好的一般智能发展。

综上所述，本研究得到主要结论如下： （1）生物因素（年龄和性别）对儿童早期词汇发展发挥着重大影响，两岁以后这种影响开始减弱；（2）对两岁左右的婴幼儿，词汇发展对一般智能发展有促进作用；（3）对两岁左右婴幼儿来说，积极引导他们认识现实世界中的人和物可促进智能发展，此时书籍和视频资料对儿童智能发展的促进作用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