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敏性紫癜（Henoch-Schönlein purpura, HSP）是儿童时期最常见的一种自身免疫性系统性血管炎性疾病，主要表现为非血小板减少性紫癜、关节炎、腹痛，或者胃肠道出血以及肾脏损害^[1]，在学龄前儿童多见，其中20%的患儿发生消化道出血。由于发病机制不明确，主要采用对症治疗，疗效欠佳。血小板活化因子（platelet activating factor, PAF）可诱导血小板和中性粒细胞聚集，促使细胞产生趋化性，调节白介素分泌。经血小板活化因子乙酰水解酶（platelet-activating factor acetylhydrolase, PAF-AH）水解后失去生物活性，所以PAF-AH的浓度直接影响PAF活性。近年来研究发现，PAF-AH基因多态性与PAF-AH的表达水平密切相关，而且PAF及PAF-AH水平与肾脏损害相关^[2-3]，但是关于PAF-AH活性及其基因多态性与HSP消化道症状的关系尚未见报道。本研究拟分析PAF-AH基因多态位点Val279Phe（G > T）及PAF和血小板活化标志物α颗粒膜糖蛋白140（platelet α-granule membrane glycoprotein-140, GMP-140）、β-血小板球蛋白（β-thromboglobulin, β-TG）和血小板第4因子（platelet factor, PF4）水平与过敏性紫癜消化道出血的关系。

选择2012年3月至2014年12月武汉市儿童医院确诊的HSP患儿516例作为研究对象，均符合2006年欧洲抗风湿病联盟/欧洲儿科风湿协会的HSP诊断标准^[4]，且排除血小板减少性紫癜、系统性红斑狼疮、肝脏疾病等全身性疾病。根据患儿是否呕血、便血以及大便潜血试验分为消化道出血组和非消化道出血组，本研究分类不考虑肾脏及关节累及情况。

收集所有患儿的一般资料包括性别、年龄、临床症状、相关病史等。

本研究获患儿监护人知情同意及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所有HSP患者入院次日采集空腹静脉抗凝血5 mL，分离血浆于-20℃保存待检测。并提取样本基因组DNA，-20℃保存。

1.3血浆PAF、GMP-140、β-TG及PF4检测

采用ELISA方法检测所有患儿血浆PAF、GMP-140、β-TG及PF4水平，试剂由美国Rapidbio公司和武汉优尔生有限公司提供。

对82例患儿采用PAF-AH活性检测试剂盒（Cayman Chemical公司，美国）进行血浆PAF-AH活性测定。操作根据试剂盒说明书进行。酶标仪读取不同时间（1、5、10、15、20、25、30 min）各样本在405 nm波长下的吸光度值（A405），计算各样本PAF-AH活性。

利用引物（5'-TGGGTAAACAAGAATGAGG-3'和5'-TCTTCTAACACCACGAAAT-3'）通过PCR分别扩增包含Val279Phe的基因片段，产物长度为384 bp，限制性内切酶Acl Ⅰ在37℃消化，2%琼脂糖胶电泳，紫外灯下观察结果并确定基因型：纯合子TT为109 bp、275 bp两条带；纯合子GG只有384 bp一条带；而杂合子GT显示109 bp、275 bp和384 bp三条带。

采用SPSS 16.0软件进行数据处理。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x± s）表示。利用频率计数法计算各组基因型和等位基因频率，利用Hardy-Weinberg遗传平衡定律检验。各组间基因型频率分布的比较采用卡方检验，等位基因频率的比较采用Z检验。P <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本研究共纳入516例患儿，男309例、女207例；平均年龄6.8±2.6岁（1.1~14.2岁）；其中表现为肾脏损害者212例（41.1%），关节痛症状者163例（31.6%），腹痛的298例（57.8%），消化道出血的182例（35.3%）。

与非消化道出血组比较，消化道出血组的血浆PAF及GMP-140水平显著增高（P < 0.05）；而两组间β-TG及PF4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 1。

表 1

表 1 两组血浆PAF、GMP-140、β-TG和PF4比较（x± s）

表 1 两组血浆PAF、GMP-140、β-TG和PF4比较（x± s）

与非消化道出血组相比，消化道出血组的血浆PAF-AH水平较低[40±31 nmol /(min · mL) vs 45±24 nmol /(min · m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1）。

Val279Phe基因型及等位基因频率分布符合Hardy-Weinberg平衡，具有群组代表性，其中纯合突变基因型TT占0.97%，杂合子占6.05%。三种基因型GG、GT和TT的分布在消化道出血组（182例）和非出血组（334例中4例未扩增出来）的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P=0.296），见表 2。T等位基因频率在出血组为5.22%，高于对照组（3.33%），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Z=5.95，P < 0.01）。

表 2

表 2 两组基因型比较[例（%）]

表 2 两组基因型比较[例（%）]

由于TT基因型患者数目较少，所以并入GT组比较GG基因型和GT+TT基因型与各生化指标的关系。T等位基因携带者（GT和TT基因型）的血浆PAF和GMP-140水平高于野生型（GG基因型）（P < 0.05），两组间β-TG和PF4表达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 3。PAF-AH活性在T等位基因携带者（GT和TT基因型）低于GG基因型患者[44±30 nmol/(min · mL) vs 48±27 nmol/(min · m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表 3

表 3 消化道出血组不同基因型患者的血浆PAF、GMP-140、β-TG和PF4比较（x± s）

表 3 消化道出血组不同基因型患者的血浆PAF、GMP-140、β-TG和PF4比较（x± s）

HSP是累及全身小血管的变态反应性疾病，如累及胃肠黏膜毛细血管可出现各种消化道症状，包括腹痛、呕吐和消化道出血，甚至少数患儿以消化道出血为首发症状，但是引起消化道出血的具体机制不清楚。

PAF是一种具有广泛生物活性的炎性介质，中性粒细胞、单核巨噬细胞、肥大细胞、血小板和内皮细胞等在一定条件下均可产生，并促进血小板和中性粒细胞聚集，刺激这些细胞产生肿瘤坏死因子、白介素、前列腺素、血管内皮生长因子等，引起血管扩张或血管内皮细胞通透性增加，促进水肿发生，引起粘膜微循环障碍而发生坏死、出血和溃疡^[5]。PAF还可刺激胃壁细胞分泌胃酸，加重对胃粘膜的损害；PAF通过活化花生四烯酸类物质的代谢促进氧自由基产生，氧自由基与胞膜上的酶及受体进行共价结合，或直接引起胞膜多聚未饱和脂肪酸过氧化而影响膜结构，致使膜的孔隙扩大、通透性增加，毛细血管内皮细胞损伤，加重炎症反应，导致细胞广泛性损害和病变^[6-8]。

PAF在PAF-AH作用下水解乙酰基团后产生无活性的lyso-PAF。PAF-AH对PAF的水解能力决定了PAF在血浆和组织中的水平^[9]。PAF-AH基因位于6号染色体，由12个外显子组成。近年研究发现，人血浆型PAF-AH基因存在多个位点突变类型，在西欧人主要为第4、7、ll号外显子的G275A、T539C和T1136C错义突变^[10]，而东亚人主要为第9号外显子的Val279 Phe突变，该位点位于PAF-AH的催化结构域内，是蛋白质适当折叠保持活性的关键。早在1996年，Stafforini等^[11]发现日本人Val279Phe位点突变导致PAF-AH催化活性降低（杂合突变）或丧失（纯合突变），使PAF降解减少。此后在不同种族展开较多关于PAF-AH及Val279Phe的研究，以在心脑血管疾病的研究较多，认为是成人脑血管病的独立危险因素。有报道显示，该多态位点与过敏、多囊肾等疾病有关，而且PAF和PAF-AH及其基因型与HSP或HSP合并肾脏损害的关系也有报道^[12-13]。陆彪等^[3]、张静等^[14]报道，合并肾炎的HSP患者PAF-AH mRNA及蛋白水平高于不伴有肾脏损害的HSP患者，而且PAF-AH基因也被报道与紫癜性肾炎有相关性。这些研究均显示PAF以及PAF的调控因素参与HSP的多种病理过程，但PAF以及PAF-AH是否与HSP合并消化道出血有关尚未见相关报道。本研究结果显示，有消化道出血的HSP患者血浆PAF和GMP-140水平高于无消化道出血的HSP组，PAF-AH活性也较低，PAF-AH基因多态位点Val270Phe与HSP消化道出血相关；且GT和TT基因型的PAF、GMP-140水平高于GG基因型患者，PAF-AH活性低于GG基因型患者，这些均提示HSP患儿的血小板活化和PAF-AH基因多态性可能与消化道出血有关。

血小板活化状态和PAF水平密切相关。本研究结果显示，血小板活化标志物PAF-AH和GMP-140水平以及PAF活性在有消化道出血症状的HSP组明显升高，但两组间的另两个血小板活化标志物β-TG及PF4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这是否受病程等其他因素影响，还需要更大样本的分层研究以总结规律。

综上所述，PAF-AH Val279Phe基因多态性与血浆PAF-AH活性、PAF及GMP-140水平有关，PAF-AH Val279Phe基因多态性可能是HSP消化道出血的一个风险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