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青少年时期是个体发展的关键时期，受到生理、心理和社会因素的影响，极易出现心理问题。常见的心理问题包括内隐性问题（焦虑、抑郁）和外显性问题（多动、品行问题等）。父母冲突指父母双方由于意见不一致或其他原因而产生的言语或身体的攻击与争执^[1]，是影响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之一，对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直接造成的影响包括问题行为及情绪问题等^[2]。

自我概念是指个体对自身各个方面的知觉和主观评价，其形成主要来自于社会互动中他人对自身的评价，尤其是重要的他人^[3]。父母作为个体成长过程中的重要他人，对儿童青少年自我概念的形成和发展影响深远。青少年感知的父母冲突与自我概念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知觉父母冲突的水平越高，自我概念水平就越低^[4]。杨智等^[5]研究也证实父母冲突影响儿童青少年自尊的发展；同时，儿童青少年自我概念也影响着个体心理健康水平，低自我概念的个体比高自我概念个体存在更多的心理问题^[6]。

综上所述，儿童青少年的自我概念受到父母冲突的影响，又影响自身心理健康，父母冲突又可直接影响心理健康，三者两两相关^{[2, 5, 7]}，但目前尚未有研究在同一样本中研究三者的相互作用。陈武等^[8]发现自尊在父母冲突和抑郁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自尊属于自我概念的单一维度模型，而当前自我概念多维度多层次模型的研究占主导地位^[9]。因此，本研究首先探讨儿童青少年父母冲突、自我概念、心理健康三者的相关性，然后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探讨多维度多层次自我概念在父母冲突与心理健康之间的中介作用。

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选取四川省某县小学四年级到高中二年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发放问卷850份，回收问卷847份，有效问卷826份，有效回收率为97.2%。剔除非完整家庭后，完整家庭699份，研究对象年龄符合本研究量表要求的问卷689份，其中小学277人（40.2%），初中268人（38.9%），高中144人（20.9%）；男生330人（47.9%），女生359人（52.1%）；年龄10~18岁，平均年龄13.8±2.3岁。

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进行调查。（1）一般情况调查表：包括性别、年龄、年级、家庭类型、父母受教育程度等。（2）长处和困难问卷（学生版）：由Goodman编制，中文版由杜亚松等修订^[10]，适用于10~18岁儿童青少年^[11]。共25个条目，评估情绪症状、品行问题、多动、同伴交往问题和亲社会行为5个因子和困难总分，困难总分由情绪症状、品行问题、多动和同伴交往问题构成。每个条目按“不符合”“有点符合”“完全符合”进行3级评分，分别评为0、1、2分，其中条目7、11、14、21、25为反向记分。得分越高，表明存在的困难程度越重。本研究选用困难总分量表，本研究中Cronbach's α为0.693。（3）自我描述问卷Ⅱ：由Marsh编制，中文版由陈国鹏修订，适用于小学4年级到高中3年级学生^[12]。该问卷共102个项目，11个分量表。学业自我概念通过言语、数学以及一般学校情况3个分量表来测量，非学业自我概念通过体能、外貌、与同性关系、与异性关系、与父母关系、诚实-可信赖、情绪稳定性7个分量表测量，最后1个分量表是一般自我概念。采用6点计分，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记为1至6分。得分越高说明在该项目上的自我概念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为0.937。（4）儿童对婚姻冲突感知量表：由Grych等人编制，中文版由池丽萍修订，该量表在小学2年级至高中3年级均有应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1, 13]}。本研究采用冲突特征分量表测量儿童感知的父母冲突的特征（强度、频率、解决）。量表采用4级评分，得分越高表示冲突的频率与强度越高、冲突解决得越差。本研究中冲突特征量表的Cronbach's α为0.840。

采用SPSS 22.0统计软件对所得数据进行Pearson相关分析。采用Amos22.0对结构方程模型进行验证和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并采用Bootstrap法对中介效应进行检验。P < 0.05为有统计学意义。

父母冲突各维度与心理问题各维度呈正相关；父母冲突各维度与自我概念各维度呈负相关；自我概念各维度与心理问题各维度呈负相关。除同伴交往问题与冲突解决的相关性无统计学意义外，其余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 1。

表 1

表 1 心理问题、自我概念、父母冲突间的相关性

表 1 心理问题、自我概念、父母冲突间的相关性

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建立中介模型以检验中介变量的作用，模型涉及3个潜变量：父母冲突（以冲突频率、强度、解决为观测变量）、自我概念（以学业自我概念、非学业自我概念、一般自我概念为观测变量）和心理健康（以情绪症状、品行问题、多动、同伴交往问题为观测变量）。采用偏差校正Bootstrap法^[14]，在原始数据（n=689）中随机抽取5 000个样本，对中介效应进行检验。模型拟合指数为：χ²/df=4.320，GFI=0.961，NFI=0.939，CFI=0.952，RMSEA=0.069，表明该模型拟合较好^[15]。父母冲突和自我概念解释心理问题的52%的变异（R²=0.52）。中介模型路径如图 1所示。儿童青少年父母冲突对心理问题的总效应为0.30 [P < 0.001，95%置信区间（CI）：0.203~0.405]，直接效应为0.12（P=0.023，95%CI：0.016~0.224），中介效应为0.18（P < 0.001，95%CI：0.114~0.253），中介效应占总效应值的60%。由此可知，父母冲突不仅直接影响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又通过降低其自我概念水平间接影响心理健康，即自我概念在父母冲突与心理健康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图 1 儿童青少年自我概念在父母冲突对心理健康影响中的中介作用模型 a示P < 0.05，b示P < 0.01，c示P < 0.001。图中数字表示标准路径系数（直接效应）；括号外的数据为全体样本标准路径系数；括号内第1个数据是小学样本标准路径系数，第2个数据是初中样本标准路径系数，第3个数据是高中样本标准路径系数。

采用多群组同时分析比较不同学业阶段（小学、初中、高中）儿童青少年心理问题、自我概念、父母冲突之间的关系发现，当限定所有的路径系数在不同学业阶段组相等后，模型拟合变差，Δχ²（113.651）和Δdf（46）有统计学意义（P < 0.001）。与限定路径系数模型相比，非限制模型匹配更好（表 2）。在非限制模型中，可通过不同学业阶段群组间路径系数差异的临界比值判断不同群组路径系数差异是否具有统计学意义，从而检验学业阶段是否调节相应的路径关系。判断的标准是看成对群组间的路径系数差异的临界比值的绝对值是否大于1.96，若大于1.96，则表示该对路径系数差异有统计学意义^[15]。不同学业阶段群组间路径系数见图 1，临界比值见表 3。父母冲突对心理问题的直接效应在小学、初中、高中3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父母冲突对自我概念的直接效应和自我概念对心理问题的直接效应在小学组与初中组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在小学组与高中组、初中组与高中组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即学业阶段在儿童青少年心理问题、自我概念、父母冲突关系中具有调节作用。

表 2

表 2 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拟合指标（学业阶段）

表 2 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拟合指标（学业阶段）

表 3

表 3 非限制模型不同学业阶段群组间路径系数差异的临界比值

表 3 非限制模型不同学业阶段群组间路径系数差异的临界比值

在小学组中，父母冲突对心理问题的总效应为0.38（P < 0.001，95%CI：0.214~0.543），直接效应为0.17（P=0.046，95%CI：0.002~0.344），中介效应为0.21（P < 0.001，95%CI：0.106~0.334），中介效应占总效应值的55%，自我概念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在初中组中，父母冲突对心理问题的总效应为0.31（P < 0.001，95%CI：0.153~0.479），直接效应为0.11（P=0.227），中介效应为0.20（P=0.001，95%CI：0.084~0.332），自我概念发挥完全中介作用。在高中组中，父母冲突对心理问题的总效应为0.17（P=0.226），直接效应为0.06（P=0.583），中介效应为0.11（P=0.202），父母冲突对心理问题无影响，自我概念不发挥中介作用。自我概念对心理问题的直接效应为-0.78（P=0.001，95%CI：-1.055~-0.439）。

采用多群组同时分析比较不同性别儿童青少年心理问题、自我概念、父母冲突之间的关系，当限定所有的路径系数在不同性别组相等后，模型拟合良好（表 4）。限制模型与非限制模型相比，Δχ²（28.04）和Δdf（24）无统计学意义（P=0.258），两个模型可视为相等模型。中介模型在不同性别间具有恒等性，即性别在儿童青少年心理问题、自我概念、父母冲突关系中无调节作用。

表 4

表 4 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拟合指标（性别）

表 4 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拟合指标（性别）

既往大量研究表明父母冲突是影响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之一^[16-21]，个体对父母冲突的认知评价在其中发挥重要的中介作用^{[18, 20-21]}。陈武等^[8]及Fosco等^[17]指出，个体对自身的评价在父母冲突与心理健康的关系中有一定影响。本研究结果显示，父母冲突与其心理问题呈正相关，当个体感知的父母冲突越严重时，其心理问题越严重，与王明忠等^[20]的研究结果一致；父母冲突与自我概念呈负相关，当个体感知父母冲突越严重时，其自我概念水平越低，与孙莹等^[4]及杨智等^[5]的研究结果一致；自我概念与心理问题呈负相关，当个体自我概念水平越低时，其心理问题越严重，与李瑾等^[7]的研究结果一致。既往研究虽探讨了父母冲突、心理问题、自我概念两两之间的相关性，但并未在同一样本中同时研究三者的相关性。

家庭是个体发展和社会化的重要场所，儿童青少年期是个体自我概念发展和心理健康发展的重要时期。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家庭环境等因素都对个体发展产生巨大影响^[22-23]，而父母之间的关系尤其重要。父母冲突、离异、目睹父亲对母亲的暴力，均可以降低儿童青少年的自我概念水平^{[4, 24]}，增加儿童青少年焦虑抑郁和行为问题的风险^{[20, 25-26]}，而儿童青少年的自我概念与心理健康又密切相关^[7]。由此可知，改善家庭环境，减少父母之间的冲突，提高儿童青少年的自我概念水平，对其心理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基于父母冲突、心理问题、自我概念三者的相关性，本研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建立中介效应模型，模型拟合较好^[27]。结果表明儿童青少年自我概念在父母冲突和心理问题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说明父母冲突不仅可以直接影响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健康，也可以通过自我概念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既往研究主要关注个体对父母冲突的评价、教养方式等在其中的影响^[19-21]，有关个体对自身的认知评价的研究也仅仅关注了单一维度的自尊的中介作用^[8]和自我效能参与的级联效应^[17]。本研究探讨了个体对自身各方面的知觉和主观评价，即多维度自我概念在父母冲突与心理健康之间的中介作用，为国内外首次报道。自我概念主要来自于社会互动中他人对自身的评价，尤其是重要的他人，随着个体从婴儿期到成年期，自我概念不断地发展成多维度多层次结构^[3]。当儿童青少年面临生活中的负性事件时，如暴露于父母冲突环境中，会逐渐形成消极的自我概念。个体的自我概念水平越低，其自我效能感也越低^[28]，在面临父母冲突时难以用积极的方式应对^[29]。Lazarus和Folkman的应激与应对理论认为，对自身的评价同时影响着对外界威胁的感知和对自身潜在应对反应的评估^[30]。积极的自我评价能够通过降低感知到的威胁、选择和实施有效的应对策略以降低外界不良事件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对自我的评价影响着个体的愿望、目标以及与他人的互动，对个体的心理健康具有决定性作用，低自尊是心理健康的危险因素，而高自尊是心理健康的保护因素。在本研究中介作用模型中，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60%，自我概念对心理问题的直接效应为-0.68，提示自我概念的影响较为突出，与Lazarus和Folkman的理论相吻合。未来应该更加注重研究儿童青少年对自身的认知评价在父母冲突与心理健康之间的作用。

本研究显示，学业阶段在父母冲突、心理问题、自我概念三者的关系中有调节作用。在小学组，自我概念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在初中组，父母冲突对心理问题无直接作用，自我概念发挥完全中介作用。在高中组，父母冲突对心理问题无影响，自我概念不发挥中介作用，自我概念对心理问题的直接影响较小学组和初中组更高。随着年龄的增长，青少年与父母的关系会逐渐变差，与同伴的关系更加紧密^[31]；父母对青少年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减弱，同伴对青少年各个方面的影响会增强^[32]。这解释了本研究中父母冲突在小学组中对心理问题既有直接影响又有间接影响；在初中组无直接影响，通过自我概念间接影响；而在高中组中完全没有影响。另外，本研究发现性别在父母冲突、心理问题、自我概念三者的关系中没有调节作用，既往研究发现不同性别儿童青少年出现的心理问题有所不同^[31]。本研究未对心理问题分类探讨，因此可能未反映出性别差异，有待进一步研究。

综上所述，儿童青少年自我概念是父母冲突和心理健康之间的重要中介变量，个体对自身的认知评价决定父母冲突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因此，针对暴露于父母冲突环境的儿童青少年，学校教师、心理咨询师、临床工作者在采取措施改善其对父母冲突认知评价的同时，也应注重改善其对自身多方面的认知评价，提高其多维度的自我概念水平，以降低父母冲突对心理健康的负面影响。对于不同学业阶段的儿童青少年，干预策略也应有所不同，处于高中阶段的青少年，应该更加重视其自我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