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产是指妊娠不满37周的分娩，早产的病因和发病机制至今仍不明确，基于大量人和早产动物模型的研究结果，主要有以下4种途径可导致早产^[1]：（1）婴儿或母亲的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的激活；（2）感染和炎症；（3）蜕膜出血；（4）子宫膨胀。其中，涉及母亲/婴儿的感染和炎症反应，如绒毛膜羊膜炎，则可导致50%以上的自发性早产（spontaneous preterm birth, SPTB）^[2]。

炎症发生时在母体、婴儿以及胎盘组织中出现炎症性级联反应的活化，表现为巨噬细胞活化，产生大量的炎性细胞因子，主要是白细胞介素（interleukin, IL）和肿瘤坏死因子（tumor necrosis factor, TNF），这些细胞因子一方面可刺激羊膜、绒毛膜、底蜕膜和子宫肌层产生前列腺素类物质（prostaglandin, PG）、内皮素（endothelin, ET）和肾上腺皮质激素（adrenal cortical hormone, ACH），诱发宫缩，从而发动生产；另一方面还可以促进羊膜和宫颈细胞释放金属蛋白酶类（matrix metalloproteinases, MMP），使胎膜和子宫下段细胞外基质（extracellular matrix, ECM）发生降解，导致胎膜破裂、子宫组织结构松弛和宫颈成熟，从而诱发SPTB^[3]。由此可见，调节炎症和免疫反应的炎症细胞因子、趋化因子、金属蛋白酶等炎症介质的变化与SPTB的发生密切相关，这些炎症介质基因的单核苷酸多态性（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 SNP）均可以影响SPTB的发生风险。

IL-6是由免疫细胞和许多非免疫细胞产生的多效性细胞因子，可上调C-反应蛋白等急性时相反应蛋白的表达，促进巨噬细胞、B细胞和T细胞的活化和分化，在急性时相反应和炎症级联反应中发挥重要作用，还具有调节内分泌和代谢的作用^[4]。有研究显示，无论是否有感染发生，在SPTB孕妇的宫颈、羊水和阴道分泌物中，IL-6的表达水平均显著增加，因而，IL-6被认为是发生SPTB的高危生物学标记物。而且，IL-6和IL-6R基因的SNP和羊水中IL-6的表达水平具有对应关系，并与SPTB的发生率有关^[5]。我们认为IL-6基因启动子区域的C-572G多态性可能与SPTB的患病风险存在遗传学关联。本研究拟通过病例-对照研究，探讨IL-6 C-572G多态性位点与SPTB遗传易感性的关联性，为SPTB的早期预防和治疗提供有应用价值的遗传学标记。

2009年1月到2011年5月期间，从收治于陆军总医院附属八一儿童医院早产儿病房的新生儿中收集EDTA抗凝血样本。

（1）研究对象均为来自北京及其周边地区在遗传学上无关联的汉族人；排除胎儿畸形、宫内生长受限、胎儿窘迫、先兆子癎、结缔组织病、外伤、出血及任何可能需要进行引产的围产期并发症。其中病例组纳入标准为：单胎妊娠；胎龄 < 37周。病例组按照SPTB新生儿出生时胎龄的大小，分为3个亚组^[6-7]：超早产组（胎龄 < 28周）、极早产组（胎龄28~31⁺⁶周）和中晚期早产组（胎龄32~36⁺⁶周）。对照组纳入标准为：孕妇无SPTB或早产胎膜早破（preterm rupture of membranes, PROM）病史；单胎妊娠；胎龄≥37周。

（2）PROM的诊断标准^[8]：临床检查孕妇阴道有液体流出；阴道液酸碱度测定pH > 6.5；显微镜检查阴道液涂于玻片上观察到羊齿状结晶。

采用最新的Sequenom MassARRAY®SNP检测技术（博奥生物集团有限公司暨生物芯片北京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对IL-6基因的C-572G多态性位点进行SNP分型。

采用SPSS 16.0软件包进行统计学处理与分析。采用Arlequin软件检验哈-温遗传平衡（Hardy-Weinberg equilibrium, HWE），确定研究对象的群体代表性。检验病例组和对照组基线资料的同质性时，计数资料采用χ²检验或Fisher精确检验；非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用中位数（四分位数间距）[P₅₀（P₂₅，P₇₅）]表示，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

在病例-对照人群中，候选基因每个SNP位点的等位基因和基因型频率通过记数确定，用频数和百分率[n（%）]表示。并在共显性、显性、隐性、超显性和加性5种遗传模式中进行分析。设A为SNP的高频率等位基因，B为低频率等位基因，则共显性模式以AA基因型为参考，分别进行AB vs AA和BB vs AA的比较；显性模式以AA基因型为参考，进行AB+BB vs AA的比较；隐性模式以AA+AB联合基因型为参考，进行BB vs AA+AB的比较；超显性模式以AA+BB联合基因型为参考，进行AB vs AA+BB的比较；加性模式将AA、AB和BB作为B等位递增的有序变量进行B等位剂量分析。采用χ²检验分析病例组和对照组在单个等位基因、基因型及遗传模式中的分布频率，通过logistic回归分析矫正母亲年龄和婴儿性别后，对每个基因的SNP位点与SPTB发生的关联性进行风险评估，用所得的比值比（OR）及其95%的置信区间（CI）表示风险强度。所有的统计检验均为双侧概率，P < 0.05被认为有统计学意义。

病例组共纳入SPTB新生儿569例，其中超早产儿56例、极早产儿166例、中晚期早产儿347例；对照组共纳入673例足月儿。以病历和问卷等方法收集全部研究对象的流行病学资料，见表 1。

表 1

表 1 研究对象的流行病学资料

表 1 研究对象的流行病学资料

在母亲年龄、妊娠次数、产次和新生儿性别方面，病例组和对照组之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在胎龄、出生体重、1 min及5 min Apgar评分方面，两组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除基因分型失败的样本外，对照组和病例组的实际样本量分别为445例和522例。病例组和对照组基因型分布均符合HWE遗传平衡定律（P > 0.05），具有良好的群体代表性。两组的IL-6 C-572G位点等位基因和基因型分布频率见表 2。在所有样本中，病例组与对照组的等位基因C、G的分布频率之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²1.86，P=0.17），CC、CG、GG基因型构成比之间的差异也无统计学意义（χ²3.25，P=0.20）。通过logistic回归分析校正母亲年龄和新生儿性别后，分析共显性（CG vs CC，GG vs CC）、显性（CG+GG vs CC）、隐性（GG vs CC+CG）、超显性（CG vs CC+GG）和加性（G等位基因递增）5种遗传模式，发现IL-6 C-572G位点与SPTB的遗传易感性不相关（P > 0.05）。

表 2

表 2 病例组和对照组IL-6 C-572G等位基因和基因型频率[n（%）]

表 2 病例组和对照组IL-6 C-572G等位基因和基因型频率[n（%）]

不同胎龄的3个亚组（超早产组、极早产组、中晚期早产组）分别与对照组比较，超早产组和极早产组与对照组的等位基因C、G分布频率和CC、CG、GG基因型构成比之间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05）。通过logistic回归分析校正母亲年龄和新生儿性别后，分析共显性（CG vs CC，GG vs CC）、显性（CG+GG vs CC）、隐性（GG vs CC+CG）、超显性（CG vs CC+GG）和加性（G等位基因递增）5种遗传模式，发现IL-6 C-572G位点与超早产和极早产的遗传易感性均不相关（P > 0.05），见表 3~4。

表 3

表 3 超早产组和对照组IL-6 C-572G等位基因和基因型频率[n（%）]

表 3 超早产组和对照组IL-6 C-572G等位基因和基因型频率[n（%）]

表 4

表 4 极早产组和对照组IL-6 C-572G等位基因和基因型频率[n（%）]

表 4 极早产组和对照组IL-6 C-572G等位基因和基因型频率[n（%）]

中晚期早产组与对照组比较，等位基因C、G分布频率和CC、CG、GG基因型构成比之间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05）。通过logistic回归分析校正母亲年龄和新生儿性别后，分析共显性（CG vs CC，GG vs CC）遗传模式，相对于CC基因型，CG基因型与中晚期早产的遗传易感性有相关性（OR=1.36，95%CI：1.00~1.84，P=0.046）；分析显性（CG+GG vs CC）遗传模式，发现相对于CC基因型，G等位基因型（CG+GG基因型）与发生中晚期早产的风险升高相关（OR=1.35，95%CI：1.01~1.80，P=0.04）；分析隐性（GG vs CC+CG）遗传模式，发现相对于C等位基因型（CC+CG基因型），GG基因型与中晚期早产的遗传易感性不相关（OR=1.13，95%CI：0.73~1.75，P=0.59）；分析超显性（CG vs CC+GG）遗传模式，相对于CC+GG基因型，CG基因型与中晚期早产的遗传易感性不相关（OR=1.28，95%CI：0.96~1.71，P = 0.088）；用加性模式进行G等位剂量分析，发现G等位基因递增与中晚期早产的遗传易感性不相关（OR=1.21，95%CI：0.98~1.49，P=0.078），见表 5。

表 5

表 5 中晚期早产组和对照组IL-6 C-572G等位基因和基因型频率[n（%）]

表 5 中晚期早产组和对照组IL-6 C-572G等位基因和基因型频率[n（%）]

本研究探讨了IL-6基因C-572G（rs1800796）多态性位点与SPTB遗传易感性之间的关联性。在所有样本中，病例组和对照组之间IL-6 C-572G位点的等位基因C、G分布频率和CC、CG、GG基因型的构成比均相似，说明此多态性位点与SPTB的患病风险无显著的遗传学关联。进一步根据出生胎龄的不同将病例组分成3个SPTB亚组，分别与对照组比较，发现携带-572G等位型（CG+GG）个体发生中晚期早产的风险升高。

IL-6是在炎症反应中起关键性作用的多效性炎症细胞因子，通过与其跨膜受体IL-6R结合后，使信号转换糖蛋白gp130发生同源二聚化，触发细胞内复杂的级联反应，导致在炎症反应中起重要作用的基因转录增加^[9]。当炎症、感染、创伤和精神紧张时，由于IL-1、TNF、脂多糖和Toll样受体（toll-like receptors, TLR）配体的刺激，可诱导IL-6的表达^[10]。IL-6表达水平的升高与类风湿性关节炎、慢性炎症增殖性疾病、系统性红斑狼疮等多种炎症和免疫性疾病的发生有关^[11]。

感染和炎症是导致SPTB发生最重要的风险因素^[12]。当发生绒毛膜羊膜炎或宫内感染时，细菌及其内毒素在最初的免疫应答中，诱导子宫肌层、蜕膜、羊膜以及巨噬细胞产生IL、TNF，IL和TNF再刺激蜕膜和绒毛膜释放IL-6，而IL-6进一步通过正反馈机制，使胎盘分泌的前列腺素和内皮素大量增加，进而引起子宫收缩，导致SPTB的发生^[2]。正常妊娠时，IL-6的表达水平很低，IL-6表达水平的增加与多种病理性妊娠相关，如不明原因的不孕、习惯性流产、子癎和SPTB，特别是与SPTB的发生密切相关^[13]。

IL-6基因位于7P²¹，IL-6 C-572G多态性位点位于启动子5' 侧翼区，研究显示，相对于-572CC基因型，-572G等位基因型（CG+GG）与血清中更高水平IL-6的表达有关^[14]。在本组研究人群中，携带-572G等位基因型（CG+GG）者发生中晚期早产的风险升高，鉴于IL-6具有终止妊娠的作用，携带-572G等位基因型的个体由于表达更多的IL-6，因此导致中晚期早产的发生风险增加。最近，在检测与早产相关的多种生物学标记物时发现，IL-6表达水平的增高与 < 35周的SPTB以及绒毛膜羊膜炎引起的SPTB密切相关，说明IL-6的表达水平与早产儿的胎龄相关^[15]。本研究发现IL-6 C-572G多态性与中晚期SPTB的风险升高显著相关，而与超早产和极早产的发生风险无显著的遗传学关联，提示IL-6基因的SNP与SPTB遗传易感性之间的关联性也受早产儿出生胎龄的影响。

SPTB属于多基因调控的具有复杂性状的疾病，易感基因之间、易感基因的SNP位点之间甚至环境因素和易感基因的SNP位点之间的相互作用均可以影响SPTB的发生风险。本研究仅单独探讨IL-6 C-572G多态性位点与SPTB遗传易感性的关系虽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572G等位基因型（CG+GG基因型）的携带者发生中晚期早产的风险是CC基因型携带者的1.35倍，这一点可以帮助筛选发生中晚期早产的高危人群。在下一步的研究中，可以探讨IL-6基因的多个SNP位点与血清中IL-6的表达水平以及SPTB的遗传易感性之间的对应关系，这样对于进一步阐明IL-6的生物学功能、SPTB的发生机制以及IL-6 C-572G这一多态性位点作为预防SPTB发生候选位点的价值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