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二孩政策的全面放开，备受关注的不仅是二孩经济和人口红利，母婴健康也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早产占全球疾病负担的百分之五^[1]，占全球每年130万婴儿死亡人数的35%，也是5岁以下儿童死亡的第二位原因^[2]。另外，存活的早产婴儿还可能出现神经功能障碍、脑瘫、视力和学习障碍等合并症^[3]，给家庭、社区和卫生系统带来巨大的负担。故如何降低早产儿出生率，提高早产儿的存活率成为目前产科、儿科医生的首要任务。为此，本研究通过对我院2006~2016年11年所出生的早产儿发生率与病死率进行研究，了解其发生率及病死率的变化趋势及死亡原因，为提高早产儿的救治水平、降低其病死率提供参考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为2006年1月至2016年12月在我院出生的所有早产儿。

1.2 数据采集

回顾性分析研究对象的临床资料，对早产儿发生率、病死率及死亡原因进行统计分析。通过病案室记录及入院、出院登记本获取患儿的基本信息（姓名、性别、出生日期、出院日期、胎龄、出生体重、Apgar评分、住址等）。

根据出院登记、死亡报告卡、电话回访确定患儿是否死亡及其死亡时间。

1.3 统计学分析

应用SPSS 13.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录入及分析。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均值±标准差（x±s）表示，多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不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中位数（四分位数间距）[P₅₀（P₂₅, P₇₅）]表示，组间比较采用非参数检验；计数资料以例数及百分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²检验、Fisher精确概率检验或χ²趋势检验。P <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2006~2016年早产儿一般情况

2006年1月至2016年12月我院共出生76 812例新生儿，其中早产儿5 585例，中位出生体重2 300 g（范围900~4 900 g）；中位胎龄33周（范围25⁺⁵~36⁺⁶周）；1分钟Apgar评分平均为8.3±1.9分（范围1~10分）。5 585例早产儿中，男3 070例（54.97%），女2 515例（45.03%）；市区2 630例（47.09%），周边区县2 955例（52.91%）。

2.2 2006~2016年早产儿发生率和病死率

2006~2016年早产儿发生率为7.27%（5 585/76 812）；其发生率总体呈增长趋势（P < 0.001），从2006年的5.32%增长到2016年的10.17%，见表 1。

2006~2016年早产儿总体病死率为5.01%（280/5 585）；其病死率总体呈下降趋势（P < 0.001），从2006年9.74%下降到2016年的3.20%，见表 1。

2.3 不同胎龄早产儿病死率情况

由表 2可以看出，胎龄越小，早产儿病死率越高：< 28周组早产儿总体病死率为37.89%，28~ < 32周组总体病死率为7.16%，32~ < 37周组总体病死率为0.94%，3个不同胎龄组2006~2016年间总体病死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93.95，P < 0.001）。

2006~2016年间死亡患儿的平均出生体重、平均出生胎龄整体呈减小趋势，平均死亡年龄呈增加趋势，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 3。

2.4 不同出生体重早产儿病死率情况

随着出生体重增大，早产儿病死率越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01），见表 4。

2.5 早产儿主要死因

早产儿死亡原因前4位分别为呼吸窘迫综合征（RDS）、重度窒息（Apgar评分1 min≤3分，并延续至5 min时仍≤5分；或出生时脐动脉血气pH≤7^[4]）、新生儿畸形、肺出血（表 5）。< 1 000 g组、1 000~1 499 g组、1 500~2 499 g组、≥2 500 g组因RDS和重度窒息而死亡的构成比不同，随着出生体重的增大，RDS及重度窒息的死亡构成比呈明显下降趋势（P < 0.001）；而新生儿畸形及肺出血随着出生体重的增加无明显增减趋势（表 5）。

3 讨论

新生儿死亡率尤其是早产儿死亡率是衡量一个国家级/地区医疗水平及妇幼保健院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我院是江苏省急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也是淮海地区最大的妇幼保健院，是一家极具代表性的、较大的地市级中心医院，但建院60年来，尚无对我院早产儿出生情况及死亡情况的系统性研究。为此，本研究对我院2006~2016年11年间所出生的早产儿发生率与病死率进行了分析研究。

2018年Duryea等^[5]通过对美国国家卫生统计中心数据统计分析显示，早产儿发生率为11.5%。本研究结果显示，2006~2016年我院早产儿的发生率为7.27%，与国内其他学者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如钟世林等^[6]单中心研究报道早产发生率为7.96%，郭战坤等^[7]对北京地区4家医院研究报道早产儿发生率为6.3%。

不同国家/地区或者同一国家不同级别医院报道早产儿病死率不同。Chen等^[8]通过对瑞士8 899例胎龄 < 32周的早产儿临床资料分析显示，早产儿病死率为8.2%；伊朗的一项研究显示早产儿病死率为6.44%^[9]。最近法国EPIPAGE-2研究显示，胎龄27~31周的早产儿病死率为6.4%，32~34周的早产儿病死率为1.1%^[10]。我国郭战坤等^[7]对北京地区4家医院调查显示，早产儿总体病死率为5.4%，其中 < 32周早产儿病死率为22.1%。徐凤丹等^[11]报道北京某医院胎龄 < 28周的早产儿病死率为26.7%，胎龄28~ < 32周早产儿病死率为3.7%。刘江勤等^[12]报道上海同济大学附属某医院新生儿科早产儿（平均出生胎龄30.2±1.4周；平均出生体重1 230±180 g）病死率是23.8%，且胎龄和出生体重与病死率呈负相关。广东省超未成熟儿与超低出生体重儿研究协作组在2012年的研究显示，超未成熟儿的总体存活率为38.0%，而超低出生体重儿的总体存活率为45.8%^[13]，且出生时胎龄越大，体重越高，存活率越高，病死率越低。本研究显示，近11年我院早产儿的平均病死率为5.01%（中位出生体重2 300 g，中位胎龄33周）；出生体重越低、胎龄越小，病死率越高。以上研究结果提示，早产儿的病死率与出生胎龄及出生体重相关。另外可以看出，我国早产儿病死率总体要高于国外发达国家，特别是早期早产儿（出生胎龄28~ < 32周）的病死率更高。病死率差异的原因除了医疗卫生条件、患儿的病情危重程度及纳入研究对象范围不同外，可能尚需要更多的数据分析来说明差异原因。提高这类婴儿的存活率，需要系统地提高我国NICU中早产儿的管理水平以及进行全国或区域性协作。此外，死亡患儿主要集中在较小胎龄和极低出生体重儿，除了与其发育成熟度及机体抵抗力差造成过早死亡外，考虑还可能与家人由于担心近期和远期的不良后果，导致失去继续抢救及治疗的信心。故与家长沟通患儿病情的时候，除了要告知患儿的危重病情及不良预后外，更应该给予家人积极治疗的信心。

本研究显示，RDS是导致早产儿死亡的首要原因，与既往研究结果一致^[11,14-15]，且出生体重越低，RDS所致病死率越高，亦与既往研究结果一致^[16]。由于产前糖皮质激素及生后肺表面活性剂（PS）的应用，虽然RDS所致病死率明显下降，但仍居于死亡原因首位。部分原因可能为死亡患儿家属多居于本市周围区县，由于经济原因不能及时购药，导致给药时间延迟。而且本研究中患儿给药时间均为入NICU后，下一步我们应该尽可能缩短给药时间，甚至对于超早产儿应在产房内完成PS的替代治疗。此外，2013年欧洲新生儿RDS防治指南的制定^[17]及2016年欧洲RDS指南的更新^[18]不仅优化了通气策略，对于产前激素的应用也更加规范，可以更好地指导产儿科医师进行RDS的预防及新生儿的复苏抢救，提高存活率，减少并发症，提高其后期生存质量。

关于早产儿死亡的第二大原因，不同研究结论不同。如吴繁等^[15]的研究结果显示早产儿第二大死因为肺出血，高瑛等^[19]的研究显示为感染。在本研究中，重度窒息是早产儿死亡的第二大原因。由于新生儿复苏技术的培训推广，尤其是早产儿产房内复苏技术水平的提高及INSURE技术的推广应用，重度窒息的病死率有了明显的降低，但顺位仍在第二位。2011年Golubnitschaja等^[20]研究表明，在所有早产儿死亡病例中，新生儿窒息作为主要死因占比50%。我国的研究显示新生儿窒息占新生儿总体死亡原因的20%~30%^[21]，是新生儿的第二位死因（早产儿是第一位，其中又有1/4死于窒息）。2016年中国新生儿复苏指南（2016年北京修订版）指出^[22]：新生儿复苏只需用数秒钟快速评估后就复苏，争取“黄金60秒”，以减少窒息的发生及严重程度，而不能等有了窒息表现才进行复苏。所以仍要加强新生儿复苏培训，推进产儿科合作。新生儿复苏不仅是新生儿科医护人员需要熟练掌握的基本技能，对于助产士来说，掌握此技术同样重要，提高复苏水平及复苏的及时性，作为妇幼保健院，每一位产儿科医护人员及助产士均应该积极学习美国2015年新生儿复苏指南^[23]和我国2016年修订版中国新生儿复苏指南，减少出生时重度窒息仍是我们当前急需要努力改善的方向。

综上所述，本研究显示，2006~2016年间我院早产儿的发生率呈不断上升趋势，病死率呈明显下降趋势，RDS、重度窒息是早产儿的主要死因。提示应积极学习2016年欧洲RDS防治指南，更加规范地应用糖皮质激素，预防RDS的发生。加强孕期宣教及随访管理，减少异常围产因素，降低早产儿的发生率，增强患儿家长救治信心。加强产儿科的积极协作，进一步提高新生儿复苏水平，是降低早产儿病死率的重要措施。